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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·A·孙达拉姆(E A Sundaram)在印度公开市场做了三十多年投资。
他从 SBI Mutual Fund 的研究岗起步,之后在 Zurich India Mutual Fund担任研究主管和基金经理,转任HDFC共同基金高级基金经理,又在一家家族办公室做过组合经理,后来出任PGIM印度资产管理的首席投资官,目前是 BugleRock Capital 的执行董事兼公开市场首席投资官。
他真正被同行记住的,是他在几轮泡沫里都没有跟进:
1999年的新经济狂热、2016年前后的中小盘热潮、2018年的非银金融(NBFC)泡沫,他管理的组合都保持了距离。
他把自己的方法称为“常识投资”,核心只有一句:
投资的成功不一定要靠做对的事来取得,也可以靠避开做错的事来取得。后者要处理的变量少得多,因此更可靠。
The India Opportunity 播客2025年采访了孙达拉姆。这场对话没有谈任何一只当下的热门股,谈的是为什么“持续地好”比“做到最好”更重要,哪四个错误会造成永久性损失,什么样的企业算得上高质量,什么时候该卖。
别去在意别人赚了多少钱
主持人 你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周期。如果只留下一条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原则,会是什么?
孙达拉姆 把三十年压缩成一句话啊。
那只能是这一条:不要太在意别人赚了多少钱。在这个行业里,比较通常没有帮助。
我的观察是,一个投资者如果不受打扰,他对印度股市15%到16%的年化回报是满意的。但这种满意只维持到他看见邻居赚了30%为止。
还有一个东西在推波助澜,就是整个行业对“最好”的追捧。
对投资顾问和财富管理人来说,推销一个接近榜首的产品最省力。
平时这没什么,但在一轮狂热的牛市里就变得危险,因为那时候你想做到最好,唯一的办法就是超配那些已经贵得离谱的板块。
我认为持续地做得好非常重要,但做到最好一点都不重要。
市场躁动的频率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高得多,一旦躁动起来,买入价格就被忽略了。
当我们看好一只股票、而整个投资者群体也同样看好它的时候,交易就发生在疯狂的估值上。
主持人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?
孙达拉姆 有两件事把我推到了这一步。
第一件是1995到1996年的新股热潮。
很多人还记得1992年的哈沙德·梅塔(Harshad Mehta)事件,那之后印度出现了一波新股狂热,我们这批年轻的组合经理也买了大量新股。
头几个月赚钱很容易,但市场一垮,我们手上就剩下一堆完全没有流动性的名字。
那是我希望自己一辈子都不要忘记的一课:绝不要把可以被明确识别出来的垃圾放进组合,哪怕它便宜得像白送。
第二件发生在1999年,就是那轮科技泡沫,当时叫新经济。
只有信息技术、电信和娱乐三个板块参与,其余的一切都被贬为旧经济。
当时我在苏黎世资产管理工作,1999自然年,我们管的那只基金做出了160%的回报。
但这仍然被认为不够好,因为有人下了更激进的注,交出了250%。
就是在那一刻,有个念头沉了下去。
如果160%都不能让投资者群体满意,那什么都不会让他们满意,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“足够多的钱”这回事。
牛市里总会有人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,交出更高的数字。
所以对一个投资产品来说,仅仅在高回报这一个维度上竞争是危险的。
顺带一提,当年那只基金叫苏黎世股票基金,今天它叫HDFC灵活市值基金。
与其努力做对的事,不如避开做错的事
主持人 大多数人是在做加法,找对的股票、对的时点。而你把重心放在了减法上。
这两条路的差别在哪里?
孙达拉姆 我把投资风格分成两类。
一类是试图通过做对的事来取得成功。
以上为文章开头部分
后面还有约 7,953 字:
- 好企业,只在无人问津的时候才便宜
- 可以被验证的标准,以及仓位和卖出
- 我不能预测,但我可以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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