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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岁那年,埃迪·帕金(Eddie Perkin)拆开人生第一包棒球卡,里面有一张唐·马丁利(Don Mattingly)。邻居家的男孩提出用好几张卡换这一张,他答应了,交易前只提了一个条件:让我看看你那本贝克特价格指南。
翻开指南,他查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刚被自己换出去的马丁利,标价好几美元,而换回来的那一摞几乎一文不值。这是一堂不算昂贵的课,关于信息不对称,也关于价格发现。多年以后他说,正是这类经历让他养成了怀疑的习惯,而怀疑是投资里最要紧的品质之一。
本文整理自播客节目 Value Investing with Legends 2026年7月对埃迪·帕金的专访。
帕金有二十五年全球资产管理经验,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国际与新兴市场股票业务首席投资官,后任伊顿万斯(Eaton Vance)股票业务首席投资官,带领七十人的投资团队、管理七百五十亿美元资产。
他的新书 Running Against the Herd 由哥伦比亚商学院出版社出版。
从五十美元的存折说起
主持人 先从你的经历讲起,最早是什么把你引向投资的?
帕金 我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,父母是英国人,婴儿时我随他们回了英国,在谢菲尔德长到七岁。七十年代末英国经济很差,通胀又高,父母决定去美国闯,目的地选了正处在石油繁荣中的休斯敦。
在休斯敦的两年有两件事对我是塑造性的。
一件是我坐在家里旅行车的后座上,不停追问驾驶座上的父亲他生意的事,也问通胀和利率,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奇怪的话题。
另一件是我开了人生第一个银行账户,把全部身家五十美元存进存折储蓄账户,年化利息大概百分之四,第一份季度对账单上的利息是五毛钱。五毛钱不多,但“我的钱自己赚到了钱”这个概念非常有力量,而且我意识到,这多出来的五毛钱接下来也会替我去赚钱。
复利的概念很早就扎了根。
后来我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读经济学,但毕业后并没有清晰的方向,浑浑噩噩过了两年。
我知道自己对投资感兴趣,却不理解资产管理行业怎么运作,以为华尔街的岗位大多是销售性质。直到有一天我在报纸商业版读到一篇写沃伦·巴菲特和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文章,里面有半版大的一张图,画的是伯克希尔的股价,非常直观地呈现了他任内创造了多少财富。
我说,这个有意思,我想做这个。
于是我几乎一夜之间变得高度专注,能找到的关于巴菲特的东西都读,顺着他读到本·格雷厄姆,而所有的路最后都通向哥伦比亚商学院。
主持人 你的书处理的是“聪明人为什么反复犯同样的错”。有没有某个早期经历把你带进了行为偏差这个领域?
帕金 我一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,说不清从哪天开始,它是一段旅程,不是某一个事件。不过有两件事会浮上来。
一件是十三岁那次棒球卡交易,很早就学到了信息不对称和价格发现。
另一件发生在九十年代末我去哥大之前。我搞了一个投资俱乐部,成员是亲戚朋友,我向所有人推销价值投资,而他们都想买科技股。
规则是你在基金里投多少钱就有多少投票权,我投得最多,实际上是这个基金的独裁者,我坚持只买价值股,最后面对的是一场哗变。
当市场里表现最好的那部分你完全没有参与,那种群体思维和社会压力非常强大,哪怕对方是亲戚朋友。
所以我很早就上了一课,关于群体思维,也关于不要对自己的方法过于教条。
主持人 那对价值投资者是难熬的一段时期,几年后当然被证明是对的,但当时确实难。
好车,加上那道划痕
主持人 说说你今天投资理念的内核,你在一个有吸引力的机会里到底在找什么?
帕金 我喜欢用的比喻是,我想买一辆车身有划痕的奔驰。为什么是奔驰?因为它是好车,发动机好,可靠,能开很多年。
为什么要有划痕?因为划痕让你拿到折扣。回到市场上,这个比喻的意思是,我是质量价值投资者,不是深度价值投资者,也不是格雷厄姆意义上的烟蒂投资者。
质量对我而言,指的是这家公司能赚取高而可持续的资本回报率,并且能把新增资本继续投在同样高的回报上。
另外,我不确定所有价值投资者都会把这一条放在同样的优先级,但资产负债表的强健对我极其重要。
原因是,你评估的是整个企业价值,估值工作得出的是一个区间,而作为股东你是剩余索取者,你前面的债越多,留给股权的价值区间就越宽。
债务太重,你其实丢掉了一部分安全边际。我想买好生意,又不想为它付过高的价钱。
主持人 你先在高盛纽约的美股价值团队做研究员和基金经理,后来去伦敦负责国际与新兴市场业务。这两者在信息质量、公司治理、会计这些方面有什么不同?“奔驰和划痕”在海外市场长得不一样吗?
以上为文章开头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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