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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12月,肖恩·希灵(Shaun Heelan)回到高盛伦敦交易大厅,迎接他的是半层被清空的工位——互联网泡沫破灭留下的残局。这一幕让这位爱尔兰人终生铭记:市场情绪可以在顷刻间逆转,保守永远比激进死得晚。
二十年后,他以首席投资官的身份在慕尼黑掌管马特投资集团(Maat Investment Group),带着从高盛、美林、布雷文·霍华德一路磨砺出的风险直觉,在欧洲小盘价值投资领域深耕。
本文整理自播客节目 This Week in Intelligent Investing 对肖恩·希灵的专访。
主持人 你的从业路径非常特别——从高盛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交易,到自己开发CDS产品标准合同,再到美林做相关性交易,最后转型价值投资。这段经历给你留下了什么?
希灵 我在2002年夏天去高盛伦敦实习,那正是互联网泡沫崩塌最猛烈的时候。我12月正式入职,回来一看,整个交易大厅有一半的人已经消失了,像中子弹炸过一样。
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此后的职业生涯——它让我对风险有了一种近乎本能的警觉:市场情绪能以多快的速度逆转,行业本身是多么脆弱。
那段经历教给我的第一课,就是在投资中永远要先想下行,而不是先想上行。
你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一切都很容易,感觉保守主义是个错误,你老了,跟不上时代了。但当纠正来临,或者当理性重新主导市场,坚持保守主义的人往往能活下来。
我那时候就读过格兰瑟姆的东西,也记得巴菲特在1999年太阳谷大会上的讲话,那本书叫《牛市》(Bull),他预测未来十年股票回报将是低个位数。
这对我影响极大。
后来我进了高盛纽约的非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(Non-Agency MBS)交易台,恰好是他们在那个领域还算落后的时候。
我参与开发了一种新型CDS产品,叫“按付即赔CDS”(Pay-As-You-Go CDS),这后来成了次级贷款和CMBS市场的行业标准合同,也成了后来ABX指数和CMBX指数的基础——就是《大空头》里面大家做空的那些东西。
我想说的是,当时我只是一个分析师,但因为深入参与了这套市场标准的制定,别人都以为我是董事总经理。这让我意识到:
如果你真的把一件事搞透彻,你的专业深度本身就是最好的通行证。
后来我去了美林,接手了一个做了两年却一笔交易都没做成的相关性业务。
第一年目标是盈利500万美元,我们做到了4500万;第二年超过了10亿,此后每年都在10亿以上,团队只有三四个人。我不是要炫耀这个数字,我想说的是:在结构性产品里,你必须极其清楚自己的每一个假设是什么、它在什么情境下会失效。
抵押贷款证券从最安全的AAA端到最高风险的权益端,构成一个完整的风险光谱——你每个月都能看到自己的预测和实际偏差有多大。
这是一种非常诚实的训练。
把这套思维带到股票投资,其实原理是一样的:
你还是在做假设,你还是在追问下行边界,你还是在问这个资产的内在价值是什么。
巴菲特说过,股票不过是一张息票不固定、期限不确定的债券——这句话在我做结构性产品的时候就已经深入脑髓了。
集中持仓是工具,不是信仰
主持人 马特投资集团采用高度集中的投资组合策略。
但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“集中”——科技股在S&P 500和MSCI World的占比达到历史高点,被动投资大行其道。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“集中”?
以上为文章开头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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