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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消息,是三到五年后的好消息 | 鲍勃·罗伯蒂

鲍勃·罗伯蒂(Bob Robotti)是 Robotti & Company 的创始人、总裁兼首席投资官。

他毕业于巴克内尔大学,后在佩斯大学取得会计学硕士学位,是一名注册会计师。

1975年他进入普斯托里诺·普利西会计师事务所,第一份正经工作就是参与特威迪·布朗(Tweedy, Browne)的年度审计,在那间办公室里,他见到了每天翻年报的沃尔特·施洛斯(Walter Schloss)。

(沃尔特·施洛斯是巴菲特曾说的超级投资者之一,也是格雷厄姆的学生,创造了惊人的50年间平均20%的年化收益)

此后他到马里奥·加贝利(Mario Gabelli)的公司做首席财务官,1983年离开,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至今四十二年。

罗伯蒂做的是重资产、被遗弃、没人愿意谈的行业:能源服务、化工、建材、海上支持船、地震数据。

他长期担任 AMREP、Tidewater 的董事,是 Pulse Seismic 的董事长,也曾在 BMC 的董事会任职,同时担任佩斯大学捐赠基金与养老金委员会主席。

他把自己的方法叫做“草根宏观”:不预测经济,只从一家公司、一个行业的供需出发,去找那些盈利能力被压抑、尚未释放的企业。

本文整理自播客节目 Excess Returns 2026年8月对鲍勃·罗伯蒂的专访。

访谈围绕周期、被动化时代的定价失灵,以及为什么一段难熬的坏日子反而能造出一门好生意展开。

谈得坦诚,很有启发。

事情总是发生得比你想的慢,然后比你想的快

主持人 价值投资者都很熟悉多恩布施(Rudi Dornbusch)那句话,事情发生得比你以为的慢,然后又比你以为的快。

这几乎可以概括你的投资哲学。

罗伯蒂 你已经把我的投资哲学和策略总结完了,那我们没什么可聊的了。

不过我要加一句。

看看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表现和资本流动的方式,这句话还有后半段:

一件事拖得越久,最终的结果就越大,反弹也越猛。

所以这些年很多人感受到的挫败感,我认为恰恰在孕育一段格外精彩的时期。

主持人 这让我想到纳西姆·塔勒布(Nassim Taleb)那个被人遗忘的比喻,你需要不时烧一些小火来清理灌木,否则就会有一场毁天灭地的森林大火。

我也想说,我在几档播客上看到你,然后开始读你写的东西,心想这个人怎么在我眼皮底下藏了这么多年。

这里要谢谢威廉·格林(William Green)。

罗伯蒂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大家谈起沃伦·巴菲特(Warren Buffett),总说他待在奥马哈,远离人群,所以能有自己的判断。

我想说的是,你在纽约一样可以做到。有人问我,你肯定认识某某吧,我说我不认识。

所以物理距离并不决定你怎么思考、看什么东西。

主持人 你常说自己找的是“被误解的基本面”,而且催化剂往往就是生意本身。这话怎么理解?

罗伯蒂 我们本质上是企业分析师,看一家公司,弄明白它的经济模型是什么,这个模型的潜力有多大。

所以理解企业是投资的核心,我们要找的是那些拥有大量潜在盈利能力尚未释放的企业。

经济学原理是管用的。

当一门生意表现很糟糕,资本就会从这门生意里撤出去,人们会对糟糕的回报做出反应。

糟糕的业绩有一种净化作用,大家会去做别的、看起来更好的事情,资本流出这个行业,剩下的公司开始整合。

于是它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机会,因为供需关系改善了。归根结底,一门生意的供给和需求,是它盈利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。

主持人 你对宏观有一套自己的看法。

有的投资者说完全不看宏观,有的只看宏观,你把自己的方法叫“草根宏观”,从自下而上的一家家公司出发,加总起来得到一幅大图景。能讲讲吗?

罗伯蒂 宏观不是关于整个经济的,它其实是关于一家公司的:它的生意怎么运转,它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。

我们看这些企业,看这门生意的供需因素,从而识别出那些盈利能力被压抑的公司。

我们拿到的信息,未必能让我知道世界另一端发生了什么宏观事件,但在这家公司、这个行业、这个行业的相邻地带,我们能拿到大量的颗粒度。

然后我们用经济学原理去推演供给和需求会怎么演变,定价权在哪里,这门生意潜在的利润率是多少,为什么它可能是一笔很有意思的投资。

主持人 你1983年创立公司。在那之前,你是怎么进入这一行的?

罗伯蒂 我是失败着走向成功的。

我在巴克内尔大学做了自己打算做的事,也就是混日子,最后拿了个 C 毕业。

会计这个专业有一个特点,答案要么对要么错,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

带着一个 C,我进不了当时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,纽约那么多会计师行也没人要我。

有一家小事务所,合伙人普利西和我父亲一起长大,1975年1月他给了我一份实习。

他发现我没有成绩单显示的那么笨,脑子还有半个,于是留下了我。

我主要做的项目,是特威迪·布朗的审计。

特威迪是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之间最近的一条连线。那是1975年,1973到1974年的大跌刚过去,市场腰斩,所谓“漂亮50”、“一次决策股”,买哪只都不会错、闭眼赚钱的神话彻底破灭。

那批股票有一半最后归零,因为它们是宝丽来、是柯达,另一半花了十二年才回到原来的价格。

资金开始轮动到价值股。

我一边审计特威迪,一边看着他们在做什么,还跟沃尔特·施洛斯说话。

事务所有位退休的合伙人乔·赖利(Joe Reilly),每天照样来办公室,我就坐在他边上聊投资,他成了我的引路人。

以上为文章开头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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