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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,高塔姆·贝德(Gautam Baid)只身来到美国,口袋里带着从印度带来的那点积蓄,找不到工作,钱也快花光了。他面临一个选择:卖掉持有的印度股票来支付生活开销,还是去做一份最低工资的工作。
他选择了后者。
接下来的15个月,他在旧金山一家酒店担任前台,上的是午夜到早上七点的“夜班”。那段日子在体力、精神、情感和文化上都是巨大的挑战——但正是那段时间,他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阅读与思考的时间。
而那些夜班的空档里积累起来的知识,最终帮助他在一次面试中击败了所有拥有正式从业经验的候选人,跳过了分析师、高级分析师、助理组合经理等所有中间阶段,直接出任组合经理一职。
高塔姆·贝德是Stellar Wealth Partners印度基金的管理合伙人,该基金以巴菲特合伙企业为蓝本,专注于印度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投资。他曾在花旗集团和德意志银行的孟买、伦敦、香港办公室担任投行高级分析师,后转型进入公开股票市场。
他是畅销书《复利》(The Joys of Compounding)的作者,该书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,成为六个国家的国际畅销书。
本文整理自播客节目 Talking Billions 2023年6月对高塔姆·贝德的专访。
主持人 我想从你的人生起点谈起。你是怎么走上价值投资这条路的?从印度到美国,再到写出这本书,能给我们讲讲这段旅程吗?
贝德 我出生并成长于印度加尔各答,家里四口人,父亲是小生意人。从青少年时期我就对商业和创业深感着迷,尤其是一旦打下扎实的业务基础,老板就不再为钱工作,而是让钱为自己工作的那种模式。
我在大学主修会计,后来在尼尔玛大学攻读金融MBA,又在ICFAI大学获得金融理学硕士,并取得了CFA特许资格。
毕业后,我在花旗银行孟买办公室从事投行工作,之后又在德意志银行的孟买、伦敦、香港办公室做了将近四年的高级分析师。
但在整个投行生涯的七年里,我对股票市场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。
2003到2007年的印度牛市尾声把我引进了市场——我买入了当时热门的电力板块基金和钢铁股,两者在我买入后的十二个月内都下跌了70%到80%。这是我的“学费”,但奇怪的是,这次失败并没有浇灭我的热情,反而让我更想弄清楚这件事该怎么做。
在投行待了七年之后,我意识到:我们只有这一辈子,没有时间再浪费在自己不真正热爱的事情上。
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高收入,但真正的幸福是过一种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的生活,那才是真正的满足感。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转型到公开股票市场,2015年,我依靠亲属的担保移居美国。
来了之后,现实给了我一记重击。我以为凭着CFA资格证,找一份股市相关的工作应该不难,但头六个月就被拒绝了三次。
与此同时,我带来的那点积蓄也快花光了。我不想卖掉自己持有的印度股票——我不想打断复利的进程——所以我去应聘了一家旧金山酒店的前台,做的是午夜到早上七点的夜班,干了整整15个月。
那段时间在很多层面上都是极大的挑战,但回过头来看,我非常珍视那段日子。
因为那是我投行生涯开始以来,第一次真正拥有自己的时间去读书和思考。
酒店深夜的工作节奏很慢,我充分利用那些空档,读遍了那时候所有我能找到的投资博客和文章。与此同时,我每天晚上至少投递三份求职简历——15个月下来,我总共投了超过1300份工作申请,被拒了超过1300次。
能在被拒1300次之后还继续坚持,只有一种解释:你得对这件事有发自内心的、近乎疯狂的热情。
复利的关键就是不放弃,坚持下去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会迎来转折。
2016年11月的一个深夜,我在酒店值班时在LinkedIn上习惯性地点了一下“快速申请”,结果竟然被召唤去面试——而且还是一个高级职位,尽管我在正式的股票市场领域毫无工作经验。
以上为文章开头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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